如果我们回顾之前讨论过的“鹰攫人首形象”和“王亥”字形，就会发现这些头饰与早期王权象征有着密切的关系。传说中，在少昊时期，东夷部落曾用鸠鸟的名字来命名官职，比如“雎鸠”掌管法律，“爽鸠”负责治安，“鸤鸠”管理工匠。这表明“鸠”在当时的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，它象征着统治权力和管理能力。
另外，“鵀”、“任”、“胜”在古代为同音字，可以相互借用；而“任”、“胜”、“德”则是同义词，均表示胜任、克服。因此，我们可以推断，在古代神话中提到的“戴胜”、“戴德”、“戴任”等，都是通过佩戴头饰、兵器等物品来象征能治国理政的能力。当这些兵器装饰物逐渐演变成玉制饰品时，“玉胜”这一名称便应运而生。
回溯到更远的历史，可以发现这些符号都源自东方部族对猛禽和王权的崇拜，尤其是“戴干”和“戴黻”这一象征王权和太阳崇拜的形象。甲骨文中的“干”字呈现戈、盾相合的形状，这和“黻”字的形状相似，都代表阴阳交汇，也就是所谓的“清明”。太阳西下的时刻，正是阴阳交汇的时刻，因此，戴干和戴黻也象征着西方的太阳。
这些戴黻的形象与太阳和猛禽的崇拜有着深厚的联系。“干”的本意是“干犯”，而它的音也与“任”相同，因此被借用为“鳱”、“鴅”或“鹳”的名称，这些鸟类通常是短尾、以射箭来捕猎的鸠鸟。从这些鸟类的名字和古文字字形来看，它们与“戴干”的形状相似，说明“戴干”也是猛禽的标志。由此可见，“戴干”和“戴黻”等形象，是在猛禽崇拜与太阳崇拜相互交融的过程中产生的，它们代表了王权和统治力的神圣象征。
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良渚文化中的“冠状饰”、玉琮，大汶口文化的“陶文”以及仰韶文化中的“令牌”等器物的纹饰，就能看到这些文物代表了与山东龙山文化不同的另一种文化传统。它们清晰地证明，早在五千年前，崇拜鹑鸠型鸟的部族就已经使用兵器和工具作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。这一发现揭示了凤凰戴黻形象的另一重要来源。
从鸟类的类型来看，戴干（兵器）是鸱、鸮等东方猛禽的神性象征；戴壬（纺织机）、戴胜（鸟形器物）则是鸠、鸿等南方猛禽的神性象征；而戴黻（十字形物品）则是凤凰等具有文化融合意义的神鸟的特征。
这些符号的演变有着两条不同的路径：在鹑鸠型鸟民族中，兵器和工具最初被作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，良渚文化的冠状饰和大汶口文化的陶文便是典型的例证；而在鹰鸮型鸟民族中，最早则是通过人首戴鸷鸟的形象，正如我们前文所提到的玉鹰和王亥形象。当猛禽形象成为族群领袖或国君的标志时，戴干、戈的形象便自然产生了。
特别值得关注的是，代表越民族图腾的鸠，正是戴干之鸟的典型形态。越王勾践的名字被写作“鸠践”，正如《越王勾践剑》铭文“越王鸠浅自作用鐱”所示，这充分表明鸠是越民族尊崇的神鸟。
《左传》记载了少昊时期以鸟命名官职的历史，这也表明以鸠为标志的民族曾参与少昊主持的部落联盟。如果少昊的名字“挚”意味着他是鸷鸟的化身（“挚”与“鸷”可以通假），那么以鸠为标志的民族与以鹰鸮为标志的民族之间，必定有过某种深刻的联合。因此，“戴干”的形象成为东方两大鸟民族共同的标志性符号。当不同鸟类标志的民族创造出凤凰这一神鸟时，更抽象的头饰如黻和午也随之诞生，借助这些头饰所蕴含的太阳性格，人们表达了对各自崇拜的神鸟的共同神性。
凤凰戴黻的故事远不止于此，在古代神名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类似的符号，其中“辛”这一符号尤为具有代表性。
“辛”是一个极具抽象意义的文化符号。在甲骨文时代，许多以“辛”字为偏旁的字，如“睾（罪）”、“辜”、“辞”等，都构成了一个与法制相关的符号体系。在古代神话中，少昊挚和帝喾都曾被称为“高辛氏”，这一称号象征着国家的符号。神话中还有传说说契开始封商，而契便是少昊挚。因此，同样冠有“辛”字的“商”字也代表着国家和帝王的象征。
这充分表明，“辛”字是在戴干、戴鵀、戴黻、戴胜等神话符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，它与社会的高度组织化进程紧密相关。事实上，“辛”所代表的，正是新的统一政权的神圣特质。从这个角度看，我们可以将所有通过兵器、刑具或工具来象征神性或王权的符号称为“戴辛”符号。古人认为“辛”代表金属、西方和秋天，这些属性正好涵盖了戴干、戴鵀、戴黻、戴午等符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